体育摄影中的“他”和“她”

7月23日晚,日本东京新国立竞技场,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,中国奥运代表团步入会场,旗手是女子排球运动员朱婷和男子跆拳道运动员赵帅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刘占坤/摄

8月8日,因全球疫情推迟一年的2020东京奥运会终于落下帷幕。在这届“不完美”的奥运会上,“性别平等”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关键词。

早在今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当天,国际奥委会与国际残奥委会、东京奥组委、日本政府和东京都政府就发表联合声明,鼓励各代表团在奥运会和残奥会开幕式入场时,同时有男、女两名旗手。

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,男子跆拳道选手赵帅和女排选手朱婷共同举起中国国旗。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,夏季奥运会开幕式的旗手中出现女运动员的身影,尚属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的首次——此前,中国女运动员只担任过夏季奥运会的闭幕式旗手。

在项目设置上,东京奥运会在田径、游泳、射箭、乒乓球等项目上增设了男女混合项目。此外,本届奥运会女性参赛运动员的比例接近49%,是历史上最高的一届。

在奥运会上,无论是项目设置的不同,还是竞技成绩的差异,性别的界限显而易见。然而,对于体育而言,性别的差异或许不仅仅局限于竞技场内,也折射在与体育有关的文化形式上,比如摄影

1900年,法国巴黎,女性在巴黎奥运会上进行高尔夫比赛。当年,第二届奥运会在巴黎举行,法国打破了奥运会只有男选手才能参加的局面,首次出现了11名女选手。尽管女运动员的参赛没能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正式认可,但其开创了女子迈向世界体坛的先河。图片来源:国际奥委会官网

体育摄影是记录每一次体育盛会经典瞬间的重要手段,有时也在不经意间也蕴含着差异化性别呈现。

对体育摄影中性别差异与不平等的反思,最早来自女性主义的视角。20世纪70年代以来,女性主义运动在西方声势浩大。一些学者批评道,长期以来,人们对文化的研究和阐释,都忽略了女性的视角。在女性主义的思潮中,性别视角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评论中,其中也不乏摄影影像。

女性主义对摄影的关注有两个重要的维度。一方面,女性主义认为摄影可以将社会差异具象化,将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弱势地位形象地展现出来,并暗示这些弱势与不平等的合理性,以实现“性别权力的规训”;此外,摄影也可以将人不知不觉地转化为被观看的“物”,将女性展现为男性欲望的凝视对象。正如英国摄影评论家约翰·伯格(John Berger)所说:“男人观看女人,女人看自己被看,她把自己变为一个对象——并且是一种特别的视觉对象,一道风景。”

1990年,美国研究者玛格丽特·邓肯(Margaret Carlisle Duncan)在《时代》《生活》《体育画报》《新闻周报》等媒体上,选取了186幅体育摄影作品用于研究分析,这些作品拍摄的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、1988年汉城奥运会,以及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。通过对这些照片的研究,邓肯认为,在体育摄影中,女性的身体特征总是吸引人的,许多体育摄影的焦点集中在女运动员的身体和身体性别差异上。

一类典型的案例是那些关注性别特征的摄影作品。邓肯在她的研究中举了一个例子:在《体育画报》和《新闻周报》为美国短跑运动员格里菲斯·乔伊娜(Florence Griffith-Joyner)拍摄的照片中,着重展示了她的长发、饰品、妆容与长指甲,这些外观,无不在表现她作为女性的性别特征与性吸引力。相比于外貌引人注目的乔伊娜,那些竞技水准同样高超,但在外表上缺乏魅力的女运动员,却并不会得到媒体过多的青睐。

对性别特征差异的关注,也表现在运动员的身体姿态上。一些体育摄影作品以“软色情”的姿态呈现女性运动员,透过相机的镜头,一种“偷窥”的欲望便得以满足。在1988年的《体育画报》夏季奥林匹克评论专刊上,刊载了一幅罗马尼亚游泳运动员塔玛拉·科斯塔切(Tamara Costache)的近景照片,画面中,她正在调整自己隐私部位的泳衣。

即使在影响力颇大的世界新闻摄影比赛(World Press Photo,也称“荷赛”)上,也能见到类似的作品。在2012年“荷赛”体育组照类二等奖作品《上海国际泳联世界游泳锦标赛》中,一张照片整齐划一地展示了花样游泳运动员在比赛中的大腿和臀部。2014年“荷赛”体育特写类组照一等奖《内衣橄榄球联赛》,则拍摄了身着内衣参加橄榄球赛的女性。内衣橄榄球联赛(LFL)在收视率上对标职业橄榄球大联盟(NFL),后者是全球最具商业价值的体育联盟之一,以男性球员的阳刚著称。这些照片中,性感的身体展示不言而喻。

2011年7月18日,上海,世界游泳锦标赛花样游泳团体预赛。Adam Pretty/摄 图片来源:荷赛官网

2013年4月14日,内衣橄榄球联赛的参赛选手在换衣间。她们渴望摆脱只穿内衣比赛的限制和束缚,用真正的比赛展示体育的本质之美。Alyssa Schukar/摄 图片来源:荷赛官网

有一些国家已经做出了改变。7月25日,在东京奥运会女子体操项目的赛场上,德国队多名女运动员身着长及脚踝的连体体操服,而非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熟悉的“比基尼”式下半身设计。德国体操协会表示,这一服装选择旨在反对体操运动的“性化”,目的在于展示美的同时不必令运动员感到不适。

另一类案例是那些展露女性运动员“柔弱气质”的影像。性学者朱迪斯·巴特勒(Judith Butler)认为,性别可以被理解为表演或操演,尽管男女之间存在生理差异,但“男性气质”或“女性气质”却是一种后天的社会文化期待。

在体育领域,女性气质常常被理解为体操、游泳、花样滑冰等身体规律运动、体态优美与平衡感的结合。上海体育学院一篇硕士学位论文的统计显示,在“荷赛”1955年至2020年的体育类获奖作品中,拍摄女性的作品集中在体操、田径、游泳等项目,而在体现绝对力量与对抗的拳击、摔跤等项目中,则少有女性的身影。

2013年7月27日,第15届世界游泳锦标赛上,俄罗斯队的一名女运动员在花样游泳自由组合决赛中。Quinn Rooney/摄 图片来源:荷赛官网

2012年8月9日,伦敦奥运会上,一名女运动员在艺术体操比赛现场。Chris McGrath/摄 图片来源:荷赛官网

女性的“柔弱气质”也展现在表情神态中。邓肯在其研究中指出,在她选取的体育摄影照片里,少有直接展示男性哭泣的影像,而女性运动员挥洒泪水的场景却俯拾皆是。

在“荷赛”体育类获奖作品中,对女性运动员消极神态的呈现不在少数,哭泣的画面便是典型。著名体育摄影师大卫·博耐特(David Burnett)1985年的“荷赛”一等奖作品,拍摄的便是美国田径运动员玛丽·德克尔(Mary Decker)在1984年奥运会3000米比赛中跌倒在地,痛苦流泪的场景。

在展现身体被压抑、被规训的体育影像中,女性也是主要的客体。“身体规训”经常被理解为现实世界带给身体的压力、限制或义务,而年幼、柔弱的青少年女性运动员,更容易成为体育摄影镜头下被“规训”的对象。

1991年,“荷赛”体育类组照三等奖作品《奥林匹克体操学校》记录了青少年女性体操运动员的牺牲与痛苦。画面中,小运动员们的腿部往往是聚焦的重心,压腿、拉伸等伴随着疼痛的动作是最主要的视觉元素。此类题材的摄影作品在“荷赛”的历史上并非个例,反而形成了某种创作的定式。2001年的《北京什刹海体校》、1994年的《北京特殊体操学校》等,这些获奖组图中均有影像展示了承受痛苦的女性身体,在其中,女性弱势、被动的性别气质隐晦地表露着。近年,仍有类似的作品获得荷赛青睐。

1990年1月1日,一所奥林匹克体操学校内,5到10岁的体操运动员们正在压腿、拉伸。Vincent Leloup/摄 图片来源:荷赛官网

2000年5月31日,北京什刹海体育学校,一个7岁的孩子在翻滚练习后做拉伸。Greg Baker/摄 图片来源:荷赛官网

体育摄影何以执着于差异化的性别呈现?在一些评论家的观点中,对身体的欲望窥视、对女性柔弱瞬间的捕捉,以及对男性力量与激情的记录,或许正是体育摄影对“奇观”的一种追求。

尽管女性主义的反思影响很广,但体育摄影的性别差异化呈现,并不局限在女性身上,“男性气质”也能得到刻板化与合理化。

视觉文化研究学者史蒂夫·尼尔(Steve Neale)曾在《作为奇观的男性气概》一文中认为,男性气概在影像上也是被迷恋的,男性也可能成为被凝视的对象。随着女性群体在社会中话语权提升,对男性运动员的“窥探”也并不罕见。

2011年7月28日,上海,第14届世界游泳锦标赛上,美国选手埃里克·尚托 (Eric Shanteau) 在男子 200 米蛙泳半决赛中。Adam Pretty/摄 图片来源:荷赛官网

著名摄影评论家苏珊·桑塔格(Susan Sontag)曾反思了摄影中的“视域的英雄主义”:“自照相机发明以来,世界上便盛行一种特别的英雄主义:视域的英雄主义。摄影允许每个人展示某种独特、热忱的感受力。”

“视域的英雄主义”驱使着摄影师们寻找那些不同寻常的瞬间,寻找那些“眼睛完全看不到,或通常不能孤立起来看的物质世界的一角”。归根结底,摄影被理解成了“日常生活的神化”,摄影需要建构“奇观”。

而体育或许正是最容易获取“奇观”的摄影题材之一:激动人心的瞬间、突破身体极限的动感、性别气质与欲望凝视,在照相机的高速快门与特写捕捉下,便可以成为“奇观”的一种。

2007年5月18日,第七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,一场大雨过后,张宏伟参加男子三级跳远比赛。费茂华/摄 图片来源:荷赛官网

2007年7月1日,第15届泛美运动会女子55公斤级自由式摔跤决赛,裁判宣布雅克林娜·伦特里亚(左)是冠军,她和对手马西·范杜森都哭了。费茂华/摄 图片来源:荷赛官网

著名体育摄影师费茂华曾坦言,随着照相机技术的进步,在体育赛场上拍摄到绝无仅有的瞬间已经不再是难如登天的事情,专业摄影师的不可替代性正逐渐消退,体育摄影师们似乎正经历着一场“危机”与“凛冬”。不过,仍有一些“非典型”的体育摄影,不止步于对奇观瞬间的追寻,向我们展示了体育摄影的另一个向度。

在单纯的视觉冲击外,体育摄影同样可以叙述个体命运,介入社会议题。彼得·霍格森(Peter Holgersson)的作品《七项全能与癌症》获得了2014年“荷赛”体育类组图一等奖。他拍摄了七项全能运动员纳迪亚·卡萨帝(Nadja Casadei)与淋巴癌抗争并延续运动生涯的过程。在运动员身上,脆弱与伟大、抗争与和谐并存着。

2012年9月2日,七项全能运动员Nadja Casadei在赛场上。七项全能是一项艰苦的为期两天的赛事,包括跨栏、跳高、跳远、铅球、标枪以及 200 米和 800 米跑步。Peter Holgersson/摄 图片来源:荷赛官网

2013年12月19日,瑞典利丁厄,为参加2016 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,Casadei 在化疗期间进行训练。Peter Holgersson/摄 图片来源:荷赛官网

2019年,伊朗摄影师福楼·阿莱(Forough Alaei)的作品《为自由哭泣》获得了“荷赛”体育类组图一等奖。她将镜头对准足球场边的女性观众,记录了伊朗近40年来首次有女性进入足球场观赛的历史时刻。

2018年11月10日,德黑兰阿扎迪体育场的一个看台上的隔离区,妇女们在观看亚冠杯比赛。Forough Alaei /摄 图片来源:荷赛官网

2018年11月10日,伊朗德黑兰,波斯波利斯足球俱乐部的两名女球迷已经在围栏后面等了5个小时,希望能进入阿扎迪体育场。Forough Alaei/摄 图片来源:荷赛官网

摄影师米利亚姆·达尔加德(Miriam K.S.Dalsgaard )则把镜头对准了印度女子拳击学院,在这里,以激烈对抗为特色的拳击运动吸引来了一群年轻的女性,她们大多来自拥有宗教信仰的贫困家庭,对她们来说,拳击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,更是摆脱贫困、寻找未来的希望。

从更广的视角看,体育不仅是运动员身体极限的比拼,更承载着社会的道德与文化。如同最新的奥林匹克格言,除了“更高、更快、更强”(Faster, Higher, Stronger),还有“更团结”(Together)。

体育摄影介入社会议题的能力早已得到验证,在赛场上的惊鸿一瞥外,体育摄影或许还有更多的可能。